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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天降奇雨，可惜发现每年军训都是阳光灿烂，可能是负责此事的人和气象台有很深来往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连续十天出太阳，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温。

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中国学生，听他们说话时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还是连杀了同胞的心都有。所以只能说：你不是有钱吗?有钱干嘛不去英国?也不是一样去新西兰这样的穷国家?

老夏一再请求我坐上他的车去，此时尽管我对这样的生活有种种不满，但是还是没有厌世的念头，所以飞快跳上一部出租车逃走。

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。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，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，甚至还在香港《人车志》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。

等我到了学院以后开始等待老夏，半个小时过去他终于推车而来，见到我就骂：日本鬼子造的东西真他妈重。

当年夏天，我回到北京。我所寻找的从没有出现过。 -

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。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，就两个字——坎坷。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。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，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，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，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——颠死他。

那人一拍机盖说：好，哥们，那就帮我改个法拉利吧。

于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大包围，换了个大尾翼，车主看过以后十分满意，付好钱就开出去了，看着车子缓缓开远，我朋友感叹道：改得真他妈像个棺材。